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杀猪匠一家的宿命

屠宰

  今年7月初的一天,朋友迎成约我出来吃饭。几杯酒下肚,他便叹了口气说:“人活着,要多难有多难。”

  “就说我叔叔那一家,一家两代三个杀猪匠,命都不太好,说出来都让人难受……”

  我的老家在距离县城50多里外的一个小山村,父亲兄弟姐妹4个,叔叔道荣排行老三。

  以前农村里的手艺人无外乎木匠、泥工、屠夫、剃头师傅等,但凡做这种活计的,可以“吃人家热的,拿人家现的”。叔叔仗着自己有一身好力气,在18岁那年决定拜师学杀猪。

  杀猪确实是个好活计。过去,农村人仅靠在一亩三分地里刨食,手头没什么活泛钱可挣,只靠每年开春的时候,孵上几窝鸡鸭养着,指望鸡鸭屁股多生几只蛋换些小钱,再就是去集市上抱头猪娃回来,从年头喂到年尾,到了年关,请来屠夫把猪杀了。

杀猪匠一家的宿命

  俗话说“教会了徒弟,饿死了师傅”,过去的手艺人很保守,也自私,都不太乐意带徒弟。在我老家那一带,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谢师傅就是如此。

  为了拜他为师,叔叔每天都会起个大早,走上十几里的山路来到谢师傅家,先将水缸里的水挑满,再上山砍来一担柴禾,整整齐齐地码在檐头下,连大年初一也没间断过。历时1年,谢师傅才算是被叔叔的诚心感动,正式收他为徒。

  3年过去,在叔叔21岁那年,他另立门户,成了一名屠夫,算是吃上了手艺的饭。

  1947年末,叔叔刚出师没多久,去一户人家杀猪,东家问他定亲了没。得知还没有后,东家直截了当地说:“我女儿红芙也没相中人家,如果不嫌弃,正月里,让你家里托媒人来提亲吧。”

  叔叔在给猪褪毛时见过了红芙干活,手脚麻利,憨厚老实,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。于是,正月里,叔叔托媒人带了半扇猪肉和10斤白酒去提亲。

  再往后,婶婶过了两年都没能怀孕,农村人信奉吃什么补什么,叔叔就开始大量吃猪睾丸。

  过去农村人家养猪,等养到30来天、15斤左右时,无论公母都要阉割,以防发情,便于圈养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阉一头猪收费2角钱,相当于在生产队里一天的劳动收入,并不便宜。

  叔叔的阉割技术也是驾轻就熟。他先让东家提起小猪的两条后腿,让它倒挂在椅背上,再用手往小猪的肚腹上一托,捏住一侧的睾丸,用柳叶刀割开阴囊外皮,取出睾丸,扔进灶膛的炭火里。之后,再在小猪的伤口上涂一点唾沫,敷上一撮草木灰,以止血消炎。

  猪睾丸被炭火烤过,闻起来香香的,嚼起来粉粉的,是广为流传的补精壮阳食品。可叔叔吃了三四年,婶婶的肚子还是不见动静。

  叔叔性情渐渐变了,每次喝了酒回家,就对婶婶不是骂就是打。渐渐的,左邻右舍都传出不少闲话,说叔叔杀生太多,上天惩罚他,这才让他断了香火。

  在结婚后的第10年,婶婶终于生下了第一个孩子,还是个儿子。叔叔喜不自禁,按照族谱,儿子算是“迎”字辈,于是给他取名叫迎喜。

  1964年腊月,叔叔去一个名叫横山冲的小村庄帮人杀年猪。完事后东家请吃饭,几杯酒下肚,东家开口请叔叔帮个忙——东家说,自己一连生了4个女儿,根本养不过来,打算把刚出生的这个送人,然后再赌一把,看看能不能生下一个儿子:“兄弟,你天天走乡串村,接触的人多,帮我打听打听,有没有谁家想要个女娃子?”

  叔叔一想,不如自己把女娃子抱过来,也就是多添双筷子的事,还可以先当未来的儿媳妇养着。以后等迎喜成年了,就让他们成亲,还能省下一大笔彩礼钱。

  叔叔把自己的想法给东家一说,东家连声叫好:“女娃给你们我放心,饿不了肚子不说,平常还能沾点油腥。”

  于是,叔叔很快就把女娃抱回了家,取名山楂,成了我的“堂姐”,大我2岁。等到1971年,叔叔婶婶又添了个儿子,取名迎乐。家中人口兴旺,生意蒸蒸日上,往后似乎都是“喜乐”的日子。

  迎乐5岁那年的夏天,连续多天咳嗽,还指着自己的胸口说“这里又痛又闷”,叔叔和婶婶以为小儿子只是受凉感冒,也没当回事,按照土方子熬了一碗葱头红糖汤让他喝下,出汗驱寒。

  一个星期后,迎乐的病非但没好,反而更加严重了,全身没有一丝气力,软软地躺在床上,喘气像是在拉破风箱,一张小脸憋得通红。叔叔婶婶这才觉得不对头,连忙把迎乐送到了县人民医院。医生说,迎乐得的是胸膜炎,要是再耽误几天,小命恐怕都保不住。

  迎乐的病足足治了半年才好转。从医院出来后,原本虎头虎脑的迎乐却越长越难看,甚至有些怪异,村里人都说是吃药吃坏了。

  另一边,迎喜和山楂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,但就是亲不起来,两个人经常为一点小事破口对骂,甚至拳脚相加。叔叔对此却并不在意,“不是冤家不聚头,现在闹够了,以后就不吵了”。

  山楂是迎喜未来的媳妇这事儿,我们从小就知道。那时候,村里的小孩们常常用老辈的儿歌笑话他们:“童养媳妇可怜相,从小领到公婆家;七岁烧饭汰衣裳,八岁纺纱到天亮;六月夏天蚊虫咬,起早挑水要劈柴;寒冬腊月雪花飞,单衣单裤穿破鞋……”每每听见,迎喜都怒不可遏,逮住起哄的小孩就是一顿痛打,而山楂就偷偷抹眼泪。

  迎喜从小读不进书,被叔叔逼着硬着头皮才读完了高中。虽然高中毕业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,但他那成绩,想考进大学连门缝都没有。最后也还是子承父业,学起了杀猪。可山楂从小学习成绩就很不错,小升初时还被县城里一所重点中学录取。但叔叔却不让她去,山楂躲在屋后的山上哭时,正好被我爸碰见。

  我爸身为公社干部,知道了这事后劝叔叔:“山楂愿意读书,你就让她读,以后万一考上大学,你们一家人就可以指望她了;如果考不上,她也好认命,会安安心心跟迎喜过日子。”

  “如果考上大学了,那跟我们家就没什么关系了,占便宜的是别人家——要是这样,我当初还不如养头猪呢。这事我打定主意了,谁也别想说动我。”叔叔如是回答。

  叔叔谁的劝都不听,没多久,山楂就辍学了,农闲时就干家务,洗衣、烧饭、喂猪,农忙时下地帮忙。她很少跟人搭腔,做什么都是一个人悄悄地,仿佛是山间的一株狗尾草,风来了雨来了都自己受着。

  到了1981年,山楂刚满18岁,叔叔就谋划着让她跟迎喜结婚。迎喜不愿意,说自己跟山楂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叔叔骂道:“我跟你妈也没感情,一张床上睡久了,感情自然就有了。这几十年,我和你妈不过得好好的?”

  那年,我在镇里上高中,有一个同学住在横山冲,后来他跟我讲,在“五一”前的一个晚上,他瞧见山楂拎着两斤水果糖和一包鸡蛋糕,偷偷去了十里外的横山冲,把东西放在自己亲生父母的家门口——估计她早就打听清楚了自己的身世——然后站在门外说:“爸、妈,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?把我生下来了,不如扔茅坑里淹死,何苦把我往火坑里推?爸、妈,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们,今后你们就算死了,也别指望我点香烧纸。”讲完,就踏着薄薄的月光走了。

  我还记得迎喜结婚前,一次周末我回家取换洗衣服时,看到山楂一个人在家门口切猪食,就笑着和她打趣:“以前我叫你山楂姐,以后我该叫你山楂嫂了。”

  小学毕业后,迎乐便再也不愿意继续上学了,再长大些,也跟他爸学起了杀猪。到了1988年,叔叔一家两代三个杀猪匠,就越发出名了,十里八乡哪家杀年猪,都会首先想到他们。

  1990年冬天,我二哥要结婚。那年年初我妈就抱回来两头猪崽,细心养着,想着到时候把猪杀了,就可以给二哥操办上一场体体面面的酒席。

  二哥结婚前3天,我妈还专程去了趟叔叔家,嘱咐说:“叔(过去的农村妇女在称呼亲人时会把自己降一个辈分),你是长辈,那天就等着上席吃肉喝酒,两头猪让迎喜迎乐俩侄儿来收拾。”

  过去每逢有人家杀猪,邻居们都会来帮忙。我家杀猪那天,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猪抬到一张结实的案板上,猪拼命地挣扎着,发出刺耳的叫声。我见迎喜拿过一个大木盆,放在猪脖子下面,而后一手拽住猪耳朵让猪裸露出脖子,另一只手从嘴里取下咬着的柳叶刀往猪脖子上狠狠地一捅。随着一声沉闷的尖叫,猪浑身抽搐起来,血向外喷出,有些还粘在了迎喜的手上、落在了旁边按猪腿的人的脚上。迎喜再从猪脖上抽出刀,用手向下一按,猪血就径直喷向了大木盆——那也是一道十分鲜美的菜肴。

杀猪匠一家的宿命

  等迎喜迎乐哥俩一人杀了一头猪之后,一旁锅里的水也烧沸了。众人把猪从案板上移到放满热水的腰盆里,迎喜迎乐拿出瓦片样的刮毛器,开始就着热水刮猪毛。刮完毛的猪皮洁白光润,重新被抬回到案板上开膛破肚,摘下五脏六肺等下水,然后再把半扇猪肉用铁钩子挂在木架上,进行更零碎的分割。

  迎喜迎乐干活干净利落,我看到叔叔一直站在不远处,背着手、眯缝着眼睛,看两个儿子手起刀落,神色中难掩得意——那个年代,根据猪的重量,一个屠夫杀一头猪,不仅能拿50到80块不等的工钱,还能得到一副肠子、心肺等猪下水作为酬谢,的确是一门令人羡慕的手艺。

  之前1个月,邻村一位90岁的老人去世,那家人觉得老人如此高寿,也算得喜丧,便想把家里那头养了两年、足足有600斤的猪杀了办酒席。叔叔受邀前去杀猪,一刀下去,血放尽了,猪软塌塌地瘫在了案板上。没想到,等下水褪毛时,猪却突然从滚烫的热水中“腾”地一下站了起来,直接把叔叔撞出3米开外。

  叔叔回去后,在床上躺了3天,等能下地时,也是身上无力,走路直喘,听见猪的叫唤声就慌神。村里人又传了闲话,说“屠夫如果一刀杀不死猪,会走晦运”。

  我那时在镇农机站搞技术推广,听到消息后,便买上几样水果前去探望叔叔。叔叔对我说,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害怕:“迎成,你读书多,你说说,杀生太多,会不会遭报应?我都是大半截被黄泥埋掉的人,无所谓,我就是担心迎喜、迎乐……”

  我宽慰他:“叔叔,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,怎么也变得迷信了?那些传言你就当耳边风听听算了。”

杀猪匠一家的宿命

  我家跟迎喜、迎乐家的房子挨得近,谁家里有个鸡飞狗跳,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迎喜和山楂两口子的日子实在过得没意思,不是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,就是十天半个月不搭理对方。

  夫妻感情生活得不到满足,迎喜就琢磨着在外面寻求补偿。他经常通宵不回家,拈花惹草的名声很快就在老家一带传得沸沸扬扬。不过山楂似乎倒也满不在乎,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儿子小忠身上。

  有一天,我正在单位上班,一位邻居跑来告诉我,说迎喜在镇上被人打了,让我快去看看。我赶过去时,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对迎喜拳打脚踢。原来,半年前迎喜就跟这名男子的老婆勾搭上了,这天迎喜带那女人到镇子上的饭馆吃饭,正好被她老公碰见。镇派出所来了个民警,把他们带回去问完话,又都放了出来,说这种事派出所也管不了。

  迎喜的额头被打破,我带他到镇卫生院包扎,劝他收收心,好好跟山楂过日子。迎喜却说:“你别说了,有些事情你不懂。”1992年初秋的一天,山楂去不远的地里摘菜,回到家时,看到门口放着一个猪腰篮,里面躺着一个正在熟睡的婴儿。山楂马上明白了,这肯定是弃婴。打开襁褓一看,果然是个女娃,最多3个月大。

  小忠非常喜欢这个从天而降的妹妹,每天放学回到家,第一件事就是陪俊艳玩,想方设法逗她开心。俊艳也十分乖巧爱笑,虽然没奶水喝,每天顶多吃点粥汤和米糊,但也不吵不闹。看着两个孩子,山楂的脸上偶尔会有一闪而过的笑容。对于收养孩子这件事,迎喜倒没说什么,心情好时也会逗弄一下俊艳。

  那时候,村口住着一户三口之家,男人在城里帮人开大货车,虽然辛苦,但收入不错;女人叫红竹,在家照顾上小学的儿子。红竹人长得白白净净,待人也和气,有时候我回家经过她家门口,她还总招呼我坐下喝一杯茶。

  在小忠12岁、俊艳2岁那年,迎喜和红竹好上了。纸包不住火,事情很快传扬开来。男人没有找迎喜的麻烦,也没有跟红竹过不去,争来儿子的抚养权后,就跟红竹办了离婚手续。1995年夏天,迎喜和山楂也离了婚,小忠跟迎喜,俊艳跟山楂,一个家从此一掰两散。

  离婚后,山楂把俊艳托给婶婶照顾,自己到义乌去打工。干了半年,觉得在工厂里工资太低,又过户了一辆二手三轮车,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上乘人搭货,早出晚归,赚来的辛苦钱一部分寄回来抚养小忠和俊艳,一部分存起来。

  大家都以为迎喜和红竹会走到一起,但事情的发展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:一年后,红竹嫁给了镇子上的一个男人,男人开了一家农具店,生意还算过得去。

  那年正月里,我请亲戚们吃完饭送迎喜回家时,问红竹为什么后来不肯跟他一起生活。迎喜告诉我,一次红竹带着两人的生辰八字去“地地先生”(道士)那里问卦,“地地先生”说,迎喜这人杀重身弱,不利事业,也不利婚姻,于是红竹很快就离开了他。

  这事对迎喜的打击很大,从那时起,他开始酗酒,叔叔也跟着他一起天天喝。一次我去看叔叔,他还后悔莫及地拉着我说:“当初,我真不该让迎喜和山楂结婚,不该让他学……”

  因为小时候的后遗症,迎乐一直到29岁,也没有一个女子肯嫁给他。在农村,如果上了这个岁数还没有娶妻生子,谁都不会把他当正常人看待。婶婶心疼小儿子,不愿他死的时候连个香火盆都没人摔,便经常到附近一带的村庄里转悠,托人给迎乐物色女人。

  那时候,正好跟我们相邻的过埂村有一个名叫文华的女子,28岁了,小时候得过脑膜炎,除了智力跟十几岁的孩子一样,其他一切正常。她的父母也很发愁,锣配锣,鼓配鼓,两家人一合计,当年就把婚事给办了。

  2001年,迎乐的儿子伟宏就出生了。他高兴坏了,从邻居那里买来一头大肥猪,亲自宰杀,叫来八九桌亲朋好友,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。

杀猪匠一家的宿命

  新世纪来了,村里人的生活也越过越好了,出外打工的多了,养猪的就少了,杀猪生意渐渐冷淡了下来,也只有到了年关才会接到几单。文华娘家人个个都挺有出息的,知道迎乐两口子过得不容易,经常接济一下,或者给迎乐找点临时的小生意做做,生活倒也可以基本维持。迎喜也不杀猪了,在村子里开了家代销店,婶婶帮忙看店,生活倒也稳稳当当。小忠和俊艳都很省心,听话懂事,学习也不错。

  伟宏出生的这年,小忠高考因几分之差落榜。家里人便商量着在县城给他找份事情做,赚点钱以后好讨老婆。正好我有一位朋友经营家用电器,需要一名空调安装工,我就把小忠介绍了过去。

  小忠聪明又勤快,跟着师傅学了3个月就能单独接活了,每月收入能有1500元左右(彼时我们当地的人均收入也就1000元上下)。除了吃饭,小忠几乎不花钱,工资全部存到银行里,到了年底,取出存款,把家里装修了一下,还给奶奶妹妹各买了一件棉袄。

  2003年5月中旬,小忠21岁生日那天,迎喜专门进城来看小忠,还把我叫上大家一起吃了顿饭。去饭店的路上,迎喜总是抬起头往街道两边的房子上看,我问他在看什么,迎喜便颇有些得意地说:“我在想,上面挂着的这些空调,有多少是我儿子装的。”

  到了饭店,酒菜上桌,小忠就给迎喜敬酒:“爸,你以后要注意身体,少喝点酒。”

  迎喜浅浅地抿了一小口,笑着对我说:“这小子都管上他爸了。”接着,又转过头来叮嘱小忠:“你天天安装空调爬高下低的,可要注意安全。”说的时候,我注意到迎喜的眼圈还有点发红——这个蛮撞的汉子,原来也有柔软的瞬间。

  第二天中午,我就接到小忠老板打来的电线幢,小忠出事了。”我离得不远,赶紧叫了一辆三轮车赶了过去,到的时候小忠正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,嘴巴、鼻孔汩汩地往外冒着血,我一把将小忠搂在怀里,带着小忠往县人民医院奔。

  路上,小忠的老板跟我说,小忠刚才去5楼的一户家里装空调,在看位置时,拉过一张四方凳踩了上去。不料凳脚一滑,小忠身体失去平衡,直接从5楼露台上摔了下来。

  到医院时,小忠已经不行了,他对我说:“叔,我难受。”说完,又吐了几口血,人就没了。

  迎喜下午4点多赶到医院时,人已经非常恍惚了,他一次又一次地问我:“昨天是小忠的生日,怎么今天就出事了呢……”

  给山楂的电话也是我打的:“你能不能抓紧回来一趟,小忠出了点事情。”顾不得山楂的催问,我只说“你回来就知道了”便立即挂了电话——我怕再说自己又会哭出来。

  那天晚上10点多,山楂坐了快5个小时的客车从义乌赶回县里。在医院门口,我远远地看到她朝我匆匆走来,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地往下流。山楂一看到我,什么都明白了,两腿一软,倒在了地上。

  小忠的丧事办完后,山楂又去了义乌,还是踩三轮车。她说自己好多次在路上,看到前面走着的小伙子就觉得是儿子小忠,骑着车拼命往前赶。可走到近前,儿子就突然不见了,她总是和三轮车一起撞在电线杆或者墙壁上,一同翻倒在地,然后就坐在路上默默流泪。

  迎喜又开始整日借酒浇愁,那段时间,只要一听说哪里有酒喝,不管什么时候,他都会赶去。迎乐看到心里也难过,就陪着他喝。兄弟俩很少说话,常常一喝就是一整天。

  小忠“三七”那天,我回了老家。傍晚在路口烧小忠生前的物件,怕熄火,专门在物件上浇了汽油。迎喜看着火光,突然转过头来问我:“要是我没杀生,小忠是不是可能不会出意外?人真的有报应吧?”

  迎喜整日喝得浑浑噩噩,代销店和俊艳只有靠年逾八旬的婶婶一人来打理和照顾。我还曾跟婶婶打趣:“您可算是我们全县年纪最大的老板了。”

  婶婶却没有理会我的玩笑,只说:“我现在只求迎喜、迎乐、俊艳、伟宏他们好好的,也就安心了。”

  2014年正月初一,我们八九个堂表兄弟凑在一起吃饭,照例要喝一点酒。可那天,同样嗜酒如命的迎乐却没有喝,他端着酒瓶给我们杯子一一添了酒,说:“各位兄弟多喝点,今天我有点不舒服,就不喝了,以后我再好好陪你们一醉方休。”

  初二那天,迎乐随着妻子文华和儿子伟宏去了岳父母家。中午饭桌上,迎乐只陪了几杯酒就举手讨饶,说这几天身体不舒服,不敢喝酒,随后随便扒了几口饭菜,就进房睡觉了。

  到了晚上,菜已上桌,大家正吃着的时候,才发现迎乐怎么一直都不见人。妻弟进房间去叫,可任凭他连喊带推,迎乐依然一动不动。一摸额头,冰凉冰凉的,吓得妻弟整个人都跳了起来。

  迎乐就这么突然走了。亲戚们凑钱办了丧事,收的8000多元礼金一分没动,都存在了银行里,由我保管着,说等伟宏以后读书需要用钱时再拿出来。

  再往后,亲戚们怕了,都劝迎喜把酒戒了,迎喜却笑嘻嘻地说:“我戒酒的时间还没有到哩——要等到我死那一天。”

  天天浸泡于酒精之中,迎喜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,杀猪这活也没再干了。2016年开春,迎喜老觉得自己身上没力气,肚子胀,胃口也差,我陪他到医院里一检查,是肝硬化,当即办了住院手续。

  两年前,俊艳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的一家药品公司上班,干了一年辞职后自己又承包了一家小药店,生意做得相当不错。我把迎喜生病住院的情况跟她一说,她就在电话中哭了起来:“叔,我马上从杭州赶回来。”

  虽然俊艳不是迎喜亲生的,但她始终念着当年他和山楂的收养之恩。每年春节,即使再忙也会赶回来,给爸爸和奶奶做一顿年夜饭,平时也经常寄钱给迎喜零用。

  迎喜在医院住了20多天,俊艳一刻不离地侍奉在病房。出院时,一再嘱咐说:“爸,你的病不能再喝酒了。”可迎喜只是点点头,俊艳一走,他就又偷偷地喝上了,谁也劝不住。

  婶婶年岁也大了,这些年一直肾不好,又怕给家人添麻烦,就一直默默忍着。直到2017年夏天,已发展成了严重的尿毒症,虽然全身酸痛难忍,还是坚决不肯去医院。

  我回老家探望婶婶那天,俊艳也从杭州赶了回来。婶婶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布包,递到俊艳手里:“这里是1万块钱,是逢年过节你们这些小辈孝敬给我的,我没舍得花,都攒着。家里就伟宏最小,也最可怜,这钱,你帮我保管好,以后等伟宏上大学要花钱时,再拿出来。”

  一个星期后,婶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山楂也回来奔丧,哭得像个泪人。我明白,她在为失去心疼她的婶婶痛心,也为自己的身世感伤。

  婶婶下葬后,上了岁数的山楂也终于决定留下来了。2017年秋天,经人介绍,山楂认识了一位比她大两岁的男人。交往了一段时间,互相觉得不错,就结了婚。两人在城里买了一套两居室,山楂闲不住,又出去帮忙护理一位瘫痪的老人,一个月有将近5000元的收入。

  到了今年夏天,迎喜腹胀、厌食,到医院里一检查,肝硬化已发展成了晚期,医院当即下了病危通知书。过后两天,我在路上遇到山楂,就跟她说了迎喜的病情。山楂没说什么,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长气。等走出十几步路,我回头时,看见她抬起左手在脸上抹了又抹。

  俊艳又从杭州赶回来照顾迎喜。在医院里住了十来天后,迎喜坚持要出院。回到老家,俊艳天天打电话向省里的名中医求援,再按照方子,配药熬药、把药汤倒在碗里摊凉了,再敦促迎喜喝下。

  等我这次回来去看望迎喜的时候,他的腹水已有所消退,脸上还有了一点血色。晚饭是俊艳烧的,炒丝瓜、焖冬瓜、摊鸡蛋,还有肉沫汤,迎喜已经能够吃下一碗的饭了。

杀猪匠一家的宿命

  傍晚,清风从小山村柔柔吹过,夹带着阵阵草木的气味。俊艳陪着迎喜坐在门口竹椅子上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,不时还发出轻轻的笑声。我没去打扰他们,希望这样安稳的场景,以后还能看到。

  只是我在心里感慨:半个多世纪、两代人的岁月,杀猪这门手艺,终于磕磕绊绊地在这个家里走向了尽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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